●李顺亮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鲁迅创作的小说《故乡》里，那位项带银圈的少年闰土，是让人过目难忘的。
在小孩子手或脚上佩带银圈，相对常见。可是，给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却是少见的。虽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见过长命锁，但是的确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这是江南自古以来的习俗，旨在避邪祛灾。不过，既然是要“锁住生命”，那么看来少年闰土的项上银圈，应该饰有鱼的图案的。鱼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图腾，甚至可以向上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半坡氏族的人面鱼纹彩陶盆。
鱼子多且生殖力强，本来这样的寓意极好。闻一多《说鱼》云：“鱼在中国具有生殖繁盛的祝福含义。”孔子之子之所以名鲤、字伯鱼，其中的故事正是最典型的例证。原来，孔子完婚第二年生了个儿子，鲁昭公特地命人送来了一条大鲤鱼。孔子随即给儿子起好了名与字，用来纪念这次赐鱼。可惜的是，越是后世，越是俗气，居然丢失了纯朴的古意，在孩子身上也追求起可以显露财富的穿金戴银了。
今天成人的童真，果然是一个悖论。既真心渴望拥有属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份童真，又往往俗气到了毫无童趣可言。以鲤鱼给自己儿子命名的孔子，以及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路，倒真是可以说是童真童趣十足。少孔子九岁的子路，进入孔门之前的形象，简直是有些好笑，居然“冠雄鸡，佩豭豚”。佩鲤鱼，想来子路是看不上的。“好勇力”的他，佩的是豭豚。更搞笑的是，敢于“陵暴孔子”的他，居然会被孔子设礼稍诱收服。倘若孔子嫌弃，以子路的童真为做作，不拒他于千里之外才怪呢。
佩鲤鱼，还是佩豭豚，其实就是一文一武，区别大了。文武之道不同，自然所佩亦相异。可是，要是认为唐代的铜鱼符只文不武，可能就会偏离历史事实了。因为唐高祖为避其祖李虎的名讳，废止了虎符，改作鱼形兵符，所以铜鱼符成为征调军队时的一种凭证。至于鱼符不见，鱼袋仍在，并且依据品级高低，佩戴不同鱼袋，成了权势和身份的象征，那是历史在惊人地“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唐朝规定，五品以上官员佩饰鲤鱼形“鱼符”于腰部。可是，这样的鱼符真要是佩起来，不说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瞬间官威外溢，至少这个人是不要想有什么童真了。“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虽然杜甫在诗中如此描写，看起来好像到了后来金鱼佩越来越不显得高贵了，但是佩金鱼的人哪怕再不怎么样，也是朝中的文武百官。只是，荒唐的是，金鱼佩可以换酒，鲤鱼却要禁食。这时的鲤鱼，分明成了国鱼。《酉阳杂俎》云：“鲤……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鯶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
佩鲤鱼形“鱼符”的百官，还好已经步入历史的尘埃之中，不然我们是要敬而远之的。而鲁迅笔下项带银圈的闰土，不论项圈之上是不是鲤鱼，都会永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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