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二、学术分水岭：70年代中期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源于拉美、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点的依附范式走上前台。着眼于世界体系的依附范式虽旨在摆脱对西方的依附，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传播和信息流动，却在结果上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在金融和政治上对发达国家的更深的依附（Servaes,1991）。因此，如何超越两种范式的理论和实践缺陷，探寻传播促进发展的路径，就成为上世纪70年代发展传播学面对的最大问题。

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1975年檀香山发展传播会议被认为是发展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转折点”。在回溯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两位先驱——勒纳（DanielLerner）和施拉姆（WilburSchramm）承认，发展传播学中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但在理论上的真正清理则来自另外两位学者的著名论文：一篇是罗杰斯的《主导范式的消逝》，另一篇是拉美学者贝尔特兰（án）的《告别亚里士多德》。

罗杰斯是最早承认早期发展传播学模式和理论存在问题的学者之一。其《主导范式的消逝》（Rogers,1976）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回顾和批评的基础上认为：“到1970年代中期，可以较为肯定地得出结论，即主导范式已经消逝了，或者至少在亚、非、拉作为主要的发展模式已经过时了”。罗杰斯指出过往研究的弱点：一是忽视社会结构变量，二是仅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单元。罗杰斯强调媒介“近用”（access）、参与、媒介内容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联性，把发展的内涵从技术的、过度物质的、决定主义的维度转向平等的、草根参与的、社区自决的以及内生和外生性结合的方向，进而倡导一种基于社会平等而非经济增长的传播模式。

这一时期拉美学者对现象学的引入，则从更深层面改变了发展传播学的发展方向。拉美现象学者Pasquali认为，有关发展的知识需通过现象学的方式产生，也就是说，通过不要预设前提的“悬置”，在现实条件下的意向性行动当中来产生，而不是在勒纳、施拉姆等学者的书斋和西方政府首脑的主观臆想中产生。这从最根本的层面上批评了现代化范式的预设——即在主、客体之间，在发展推动者和发展受益者之间存在二元分割的关系。这种观点贯彻了现象学的认识论：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是从民众之中，在现实的物质条件下，在充分的互动传播环境中才可能产生。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Freire）（1973）谈道：“一个人的意识，总是意向性地朝向这个世界，总是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不断流动的意识。而客观和主观论者的解释都打破了这种辩证的关系，把不存在二元区分的东西（主客体）二元区分出来。这种方法并不能够真正实现对现实的理解”。在上述学者看来，现代化范式就是这样通过发展传播者单方面对发展的问题、目标和解决办法作界定来实现的，具有明显的家长式作风。其静态、线性的单向传播模式违背了传播所具有的动态、互动和以意义为中心的本质。他们认为，对社会现实的集体理解是现实环境中的人们在传播中所达成的。发展推动者和受益者通过对话和互动，确定发展问题所在，进而寻找解决策略构成了真正的发展传播干预的基础。这种基于现象学的对于传播的建构性理解，强调“共在”（co-presence）、相互主体性、现象学的“在世”（beingintheworld）和对话主体的开放性，对于重新认识传播在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洞见。它将传播看作一个参与者之间共享信息的过程，用“交流”的概念取代了“发送”的概念，把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转变为“横向”和垂直的双向传播，消解了传者与受者的区别，标志着传统的“受众”观念的解放，不仅对人际传播注入了新的理解，而且对大众媒介的作用也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在研究方法上也为发展传播研究跳出对“硬科学”的简单模仿，转向质性和阐释性研究模式打开了空间。

上述批判、反思及洞见最终汇聚成了参与式发展传播理论的登场。在新的认识论基础上，以参与式理论为核心的发展传播学开始拒绝宏大的理论框架和话语方式，从而开启了发展传播学向多元范式的转向。

三、近三十余年发展传播学的基本走向

（一）从个体变革到社会变革

在1978年首届拉美参与式传播研讨会上，学者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大众媒体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强加到民众之上，导致了现存社会关系的强化、再生产和合法化（OSullivan-RyanKaplum,1978）。拉美的解放神学进一步把发展传播学的视野从个人的移情转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制度和结构上。解放神学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与《圣经》原则相结合，以“解放”来取代“发展”，把和平、公义、贫困、解放等问题置于中心，试图通过基督教神学把受压迫的人民和阶级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中解放出来，以营造本质上不同的社会。

（二）从扩散到参与

在对现代化范式失败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反思中，受益者介入不足是共识之一。而要把民众从发展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行动者，从自上而下的散播信息和知识的扩散模式向生产信息和知识的参与式模式转换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力量（White,2003）。发展传播学的这种参与式转向被认为是对现代化范式的一种救赎。在参与式理论看来，第三世界的问题是传播的问题，而非现代化范式提出的信息的问题。媒介的价值并不是信息扩散，而是交流观点和让成员介入。（2001）认为，传播的目的首先是推动参与式决策、行动和“觉悟启蒙”（conscientization），其次是帮助人民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新知识、新技能，再次就是利用传播来促进与发展项目相关的政府、NGO之间更好的协调与合作。上述对利益相关者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强调，使发展传播理论的重心从信息扩散转向了参与，把鼓励参与、激发批判性思考、强调“过程而非结果”视作发展传播学的主要任务。

此外，“参与”也基于“传播权”。在《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第19届联合国会议《关于积极促进人类参与传播过程和传播权利的报告》中，都强调“每个人都有自由言论和表达的权利”。这种以权利为本的理念推动发展传播理论跳出大众传媒和刺激反应模式的约束，将传播视作参与者之间信息共享的过程。JanServaes（1991）认为，参与不仅要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而且还必须作为一种方法，让民众在互动中能够介入、近用传播资源，促进其传播能力向社会行动能力的转化。通过拓展传播技能、获得新知，把乡土知识贡献到发展决策中，让社区民众达成共识，并最终对发展项目产生权属感。在实践上，随着玻利维亚矿工和农民的广播电台、巴西农民运动中的草根录像、拉美工会的低功率广播先后取得显著成效，“参与”逐渐成为发展传播学界的主流话语。

（三）权力问题的中心化

赋权既是一个政治学、社会学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传播学概念。对于个人和社区来说，他们首先只有通过获得特定议题的信息和知识，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自我决策，所以传播对赋权具有特殊意义。在罗杰斯等人（2003）的眼中，赋权并非通过法令赠与，而是通过对个人效能的开发获得的，而提供途径则是赋权过程的关键要素。参与式传播则从两个层面促进了赋权的实现：在个人层面，包括自尊自信的建立，能力增强，公民权的获得与行使；在社区层面，包括社区组织能力，行动能力，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等。目前，“赋权”已成为发展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四）传播视域：从国家、国际到社区

现代化范式着眼于民族国家，但从个体的改变着手；依附范式则放眼世界，从独立自主、摆脱依附、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入手，两者都把国家视作发展的基本单位。1970年代，随着发展主体的转变，挪威学者的“另一种发展”理念开始把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社区”，进而促进发展传播和媒介观念的转变，过去以国家为重心的大型干预项目逐渐向草根层面转移。此后，以横向传播为特征，以社区参与为基础，以社区发声为目的社区传播模式开始走向前台。

四、当下发展传播学的主流实践

在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中，以参与式传播理论为核心、融合各种传播策略的多元范式虽日渐主流化，但仍有不少质疑。首先，“参与”的实质是决策的民主化，即在多方倾听中求得决策的公正与科学，其理论基点是西方的民主和参与思想，但这与一些国家的威权主义文化传统并不相容。在决定谁来参与、如何参与、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等问题上，项目的受益者仍然受制于项目决策者与推动者，这是其理论软肋。其次，参与式传播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改变来解释发展的根本问题。然而，“赋权”涉及到权力分配的调整，对现实的权力结构构成威胁。换言之，“赋权”往往意味着对另外一些人的去权，这种与既得利益者的协商式“去权”正似与虎谋皮，难免导致冲突和抵制。再次，在实施过程中，“参与”缺乏一套有效的操作细则，加之过程成本较高，对于大规模、全国性的发展项目来说效益受限。此外，对大众媒体的忽视也并不明智，因为对于娱乐教育、社会营销等成功的发展策略而言，大众传媒仍是最有效的载体。上述短板即是当下多元范式有待完善的几个方面，它也激励了更多发展传播机构的探索。

（2000:197）认为，发展传播学就是指促进社会变革的传播技术和过程的策略性运用。在发展传播学名下，有娱乐教育、正态偏差、社会营销、社会动员、媒介倡导等多种干预策略。当下发展传播实践，在多元范式的框架下，已没有单一的理论和路径能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呈现出聚合特征。与过去以经济和政治为中心的现代化范式和依附范式相比，以文化为重心的多元范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发展具有相对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各方面都是“充分发展”的，各种理论模式在因地制宜的原则下都可以用来设计发展传播策略。纵观近30年的发展传播研究，虽然依附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在实践中真正可操作的传播理论还是现代化理论和参与式理论。

五、结语：中国发展传播研究的进路

Manyozo（2006）认为，历史上，发展传播学可以划分为六个学派：布林顿森林学派、拉美学派、印度学派、菲律宾LosBaños学派、非洲学派和参与式学派。对于中国传播学界来说，一个心结就是中国发展传播学派的建设。中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传播在促进国家发展中起到了何种作用？理论贡献何在？有何成就与不足？这都是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1970年代，拉美学者（1976）指出，拉美传播学者必须克服通过国外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来感知自我现实的精神上的强迫症，他们必须学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传播与发展问题。1973年在哥斯达黎加会议上,拉美传播学者集体呼吁采用扎根本土的理论和方法来回应当地的问题，由此设定了之后几十年发展传播学的另一条发展路径。同理，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科学发展”成为当下小康社会建设的主流话语的时候，中国的发展传播学完全可以立足本土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在农村水利建设中群众的广泛参与曾给参与式传播理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实例。在当下中国，一方面，在西部开发、乡村治理、城乡统筹、灾后重建以及民族地区发展中不乏成功的发展传播经验；另一方面，面对农村的原子化、空巢化、基层组织涣散、社会粘度降低等问题，如何增强新农村建设的自主性、参与性、内生性和可持续性，对传播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的发展传播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存在诸多不足。从理论研究看，仍然固守传统的现代化框架，局限于以大众传媒为主体，以新闻传播为主要内容，以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为基本路径，注重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系统对农村系统的单向传播，较少考虑如何加强农村内部的横向传播和互动。对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战略的传播研究，除了强调“舆论先行”、“营造良好舆论环境”、“鼓与呼”之外，在具体传播策略设计上并无较大突破。由于过分把国家作为主引擎，发展传播的后续动力不足、民众参与不足，“村村通”、“村村响”等工程未能发展成扎根乡土的内生性媒介，结果产生大量的乡村“返盲”和“最后一公里”问题。对于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战略来说，借鉴包括参与式理论在内的新的发展传播思路，鼓励乡土媒介创新，通过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的结合，进行以乡村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才能消除大众传播内容与农民生活的疏离，填补农村草根媒介发育不足的空缺，从而完善与西部开发相配套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

发展传播学是以社会变迁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其特点之一就在于研究与行动的不可分。弗莱雷、贝尔特兰、罗杰斯等这些学者，既是研究者，也是发展项目的参与者和实施者，他们以学者和行动者的双重身份参与了拉美、非洲、南亚的发展传播与社会变革，为发展传播学研究标注了鲜明的行动研究（actionresearch）色彩。罗杰斯（1976）认为，中国经验显示，相对于主导的现代化范式，一定存在其他的发展路径。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在理论和行动上作出传播学的双重贡献，是中国发展传播学的历史使命。传播在西部大开发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促进乡村社区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促进村民参与、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如何促进乡村治理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这些都是值得传播学者思考和行动的问题。发展传播更倾向于开展田野研究和实践，立足中国问题，介入乡村传播实践，开展行动研究，应该成为中国发展传播学建设的进路。而要解决中国发展传播当下面临的各种问题，首先需要审视和梳理发展传播学近30年来的学术流变和理论转型，为中国发展传播学设定一个较为清晰的世界坐标，这也正是本文撰写的初衷。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德克萨斯大学ArvindSinghal教授、ICA跨文化传播与社会变革分部前主任RobertHuesca教授的帮助，在此特别致谢！）

作者：韩鸿，博士，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项目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2012），国家社科基金西藏项目“藏语卫视促进藏区长治久安的策略和机制研究”(XZ1114)。

注释[Notes]

1.资料来自笔者于2010年1月对ArvindSinghal教授的访谈。

2.资料来自笔者于2012年7月对BobertHuesca教授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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