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应当将汉中人康宝忠记载一笔。康宝忠，字心孚，所以有人又叫他康心孚。康宝忠的祖籍地在城固县城的石家巷。目前，市档案馆收藏有他的一部分资料，《城固县志》中对其也有记载。

康宝忠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有这两顶桂冠，应该说，就足以令咱汉中人引为自豪了。

康心孚（前排左一）和陈独秀（前排右三）等在一起

北京大学，陶然亭慈悲庵的高台下，原有个院子，院子里有一块蛮气派的墓碑，刻着康心孚的碑文。康是社会学家、北大教授。早年，曾留学日本，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参加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死后葬在了陶然亭。

话得从头说起。

康宝忠的父亲叫康寿桐，是城固人。1890年冬天离开汉中入川，历任清政府四川彭县、什邡、梓潼等县知县。康宝忠于1885年出生，5岁跟着父亲到了四川，可以说他是在四川长大的。他十二三岁时得了一场病，病愈后体重渐增，有200多磅。由于他的体形很招人注目，大家都管他叫康胖子。

康寿桐是个思想比较开明的人，在培养子女的问题上非常用心。当时，他让康宝忠师从周紫庭先生。周是四川彭山人，曾位至刑部主事。此人对世界大势及国际情况了如指掌，且很拥护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可以说，周紫庭的观点对康宝忠的思想有不少影响。

据有关回忆文章讲，康宝忠曾两次离开四川赴西安考试。在此期间，他接触到很多新书、新思想，也结束了自己卫道求名的想法，连一向很喜欢的诗词，他认为是雕虫小技而不屑多学了。

1904年，周紫庭负责派送留学生去日本学习，他建议康家也自费送康宝忠去日本留学。康宝忠回家一说，父亲很是支持，母亲却坚决不答应，说只有二十岁的孩子，要漂洋过海到外国去，听都没有听说过。后来还是周紫庭先生亲自到家里，向康母保证愿负一切责任，康宝忠才得以启程，前往日本学习。

如果没有父亲的开明和周紫庭先生的支持，康宝忠不可能去日本。那时候，康宝忠知道国家危急，救国图存是有责任的，方法是应该变法维新，但如何变，如何新？还没有办法和结论。

父亲为康宝忠办好公文，亲自去让四川总督锡良（蒙古旗人，当时督抚中的开明人士）签发咨文。康宝忠问父亲：何必亲自去跑一趟呢？父亲告诉他：你是去留学，官场里面说什么的人都有，我去向锡良当面说明一下好。父亲见了锡良，说明情况，锡良赞扬康寿桐有眼光。谁知这件小事，却在后来为康宝忠挡了一场祸。

康宝忠到日本后，先在学校里学习日文，平均每周会给家里寄一封长信，在信里报告生活情况，并议论时政和日本风俗习惯。他的文笔很好，每次有信来了，家里人和亲友都是先睹为快。

那个阶段，可以说是康宝忠在留学界最活跃的时期。他是跟随着周紫庭先生和一百多名四川学生一起到的日本，同四川人最熟；而他的原籍是陕西汉中，这两省学生的活动，他总是参加。康宝忠为人热情，用钱不吝啬，一些组织和团体都要他列名，并选他任职。后来，他当选为中国留学总会馆总干事。留学生中甚至有这样的话：与其找中国公使馆，不如找康胖子。可想而知当时康宝忠的活动能力。

其时正是各省赴日留学的极盛时期，康宝忠积极负责接船、安排食宿、接洽入校。一次，孙中山先生由伦敦到日本，康在横滨接待了他，并在东京组织欢迎会，到会的人很多。欢迎会上，康发表演讲，让孙中山对他的印象深刻，这在留学生中间影响很大，也引起日本警视厅以及清政府的注意。孙中山联合各省革命团体成立同盟会，从第一次开会、筹备组织开始，一直到成立，康宝忠都参与其中。同盟会成立后，康在其中担任评议部长、首届陕西会会长。他在留学生中口碑好，广交朋友。于右任和孙中山就是经康宝忠介绍而相互认识的。

一次，章太炎从上海出狱到日本，康宝忠将章从横滨接到东京，安排住宿。

康在日本求学期间，四川总督锡良要调任东三省总督，去东北的路上要经过彭山，康寿桐去送。锡良忽然问道：你有个孩子，是我首批送到日本留学的。小孩子要好好管教，学成报效朝廷，不要背祖离宗，误入歧途。我们世受皇恩，你的家世我也是知道的，自然我会帮忙，别人就不是那样了。这一番话说得康父当时就愣住了，猜不透是什么意思。

后来，还是询问了周紫庭，才知道是因为康宝忠在日本闹得声名太大，很多人知道他是孙文一派的。当时有个黑名单，即民政部密令通缉日本留学生中的十九人，其中却没有康宝忠的名字，想来是因为锡良保了他。

康父对康宝忠的行为很担心，托人带信给他，说自己生了重病，要他回家省亲。此时是1905年，清政府为了镇压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勾结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引起学生罢课反对。康宝忠此时接受同盟会派遣，以父亲生病回国看护之名，护送黄复生带炸药回国。1909年，黄复生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而入狱。

康宝忠回到家里后，父亲的病慢慢痊愈了。要不要康宝忠再回日本呢？康父迟迟拿不定主意。如果放他回日本，他回去继续搞革命，岂不是放虎归山；不放他走呢，他在国内又没有什么发展。一日康父在屋里边考虑边踱步，直到深夜。康母见丈夫为这件事情操心，就和康父讲：我不懂政治，可我天天听你讲，说清廷是怎么腐败怎么不好怎么无能，既然宝忠在日本做的是反对清廷的事，为什么你又犹豫不肯让他去做呢？

康父听了这样的话，跺了一下脚：罢了，既然你当妈的都这么说，那我也无话可说了，让他回日本吧。

康宝忠再度到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每日里深居简出，一心读书。此时他正式拜入章太炎门下。1909年，他在日本正式毕业，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被授予庶吉士，是个七品官，在邮宣部工作。而且，兼任大清银行学堂学监和教务长。

1910年，黄复生因为谋炸摄政王未遂，被捕入狱。事发后，康宝忠因与他同期回国，而受到怀疑。

康觉得北京呆不住了，就借口父亲生病回到四川。谁知，他刚回家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按照清朝制度，康宝忠要守丧三年，不能出仕。

此间，康宝忠也没闲着，四川的同盟会成员与他交往很多，经常到康家秘密商谈如何进行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日康宝忠收到同盟会捎来的信，说武昌已起义，请他速去。当地的朋友劝他留下，因为起义一旦爆发，哪儿都需要用人。但他还是决定东行，到武昌后，又选道去了上海。

他到上海时，孙中山已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特意派于右任去上海接他。他抵达南京后，孙中山一看康胖子来了，很高兴，任命他为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让他起草文件。

此时出了点问题，就是建都的问题。当时陕西省选出参议员，正在讨论定都的问题。康宝忠主张定都北京，并提出建议案。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同盟会中一部分会员想先定首都为南京，以此作为钳制袁世凯的手段。谁知，康宝忠的定都建议案顺利通过，而孙中山极力反对，想推倒重来，定都南京。康宝忠却坚决不肯，他认为，历史上汉族武功极盛的时代，都是建都北方，而吴、越、南宋都是偏安之局。一日康和一位有政治经验的人一起谈中国的问题，这个人做了康宝忠的一番思想工作。康考虑后，答应亲自去撤消提案，但是他向总统请假，去了上海。就这样，康在次日的全国参议会时，撤消自己的提案，并于当晚坐车去了上海。

孙中山知道了，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于右任到上海把康宝忠请回来。康很客气地回了一封信，说自己暂时不能回南京。就这样，康离开南京，再也没有重返政坛。

康到上海后，和朋友组织图书公司，并兼任《民立报》记者。1913年，康创办半月刊《雅言》，针砭政治，旁及文学。有警语曰：“民意者，民当自言，无待代言。吾所言者即吾之言，初不必假民意以自重。”后来，康曾与章士钊共同创办《独立周报》。

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而康办的《雅言》也出了问题。此时，办报也行不通了。

当时还有个小故事，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后，葬在上海的闸北公园，碑上的诗系于右任所作，字却是康宝忠的笔迹。这是康唯一勒诸金石的手迹。

《民立报》停刊后，《雅言》也停版了。此时，蔡元培要壮大北京大学。康觉得蔡的主张与自己当时的想法很符合，就决定毕生从事教育，不做官，不作议员，不入党，在故纸堆里去寻快乐。

就这样，康接受北京大学的聘任，从上海赴北京。

1915年，康到北京，先后任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及教授，后来当选为史地系主任，专门讲授中国法制史、伦理学、社会学。所以，有人说康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家。

《大公报》有一篇文章提及，香港大学社会学讲师黄绍伦撰文说：康宝忠是在中国大学里教授社会学的第一位教授。其实，康宝忠首先应是我国最早拥有自己论著的第一位社会学家。”

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康照常讲课，下午五六点回家后，疲乏得话都讲不出了。休息很久后才说：军警已包围北大，逮捕许多学生。校长蔡元培已辞职不管。今天只要求撤退军警，释放学生，都未办到。

次日，蔡元培在报上登了辞职启示，就出京了。虽因广大师生和北洋政府的一再挽留，蔡元培此次辞职未成，但他的离京，让北京的高校整个地乱了起来。学生方面组织起联合会办事，教职工也组织起教职工联合会来维持校务。康宝忠在教职工联合会里任职，整日奔走于各校之间，有时回了家，累得连话都讲不出来。

五四运动的风波日益扩大，在教职员工中派别也很多，而康宝忠总是站在学生一面，他和马叙伦、马寅初、李守常（大钊）等被北京大学教职工推举为代表，到国民党教育部为挽留蔡元培和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请愿。其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教职工联合会，康宝忠被推选为主席，马叙伦为书记。

康的身材胖，行动不便，当时既没有电话也没有车，所有的联络、组织、演讲事宜，都要他用两条腿走着去完成。后来，人们都说他是为五四运动而累死的。

1919年重阳那一天，康宝忠在政法专科学校讲课的休息期间，边喝茶边和人开玩笑，说着说着，拿着杯子就倒下了。等把医生请来检查时，人已死去多时了。

康死后，由蔡元培、马叙伦发起康心孚追悼会，追悼会由蔡元培主持，康宝忠的弟弟康心如代表家人致献，并发表演说。为了向康宝忠致敬，蔡元培决定在北京大学停课一天，这在北大，为一位普通教授的逝世而停课一天，是空前绝后的。同时，所有由康宝忠代课的学校都停课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