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片”一词已被染污
最近接连看了两部国产新片，稍许扭转了笔者对于近年来院线电影的负面印象。这两部都与破案有关。一部是《平原上的夏洛克》，尽管电影语言本身是较为粗糙的(有人赞扬它质朴，但粗糙与质朴是两回事，为什么没有人去说法制栏目剧“质朴”呢)，但是它极为罕见地在一个“鸡贼”或人人都自作聪明的大语境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用于对抗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所以叫它《平原上的堂·吉诃德》或许更本质。尽管“乡村”伦理是否是一剂良药仍值得商榷，但影片本身的演员控制、叙事节奏都是非常在线的，也就是说，这是一部电影应该有的体面，而绝非电视剧或综艺的“接地气”方式。但或许正因为如此，它竟然被归为“文艺片”之列——本来也没问题的，但是在坊间，电影总是被简单粗暴地区别为两类：“爽”片(爆米花电影)和“文艺片”。文艺片又总是意味着“我知道评价很高但就是不好看”或“看不懂”的电影，但其实在这些“看不懂”里，有很多做作的产品，反而是真的不怎么样。
所以“文艺片”这个词本身就是被染污了的，一方面它被认为等于“高级”，经常被有的人用来给自己贴金；另一方面又被等同于“不好看”，爆米花电影的观众对它敬而远之。这两种见地都是很片面的，也见证了我们对于“文艺片”认知的撕裂。
不做作，不说教
影片原来的名字《野鹅湖》不仅更生猛，更贴合影片本身，还更证明了咱们的电影人完全能生产出值得市场买单的产品：在北上的香港导演屡屡不接地气、接连铩羽而归之后尤其如此。这部影片给人很大的惊喜：一切都给人“顺”的感觉，这种感觉指的是我们在观影的时候不会感到做作和说教——这真的比所谓“文艺感”更重要。举个例子，类似的乡土江湖题材，同样是廖凡出演，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就让人觉得过于用力拔高这个故事以至于让人觉得拧巴，影片里对流氓价值观的美化也非常可疑。
更何况，胡歌和桂纶镁这两个主演不正是为了寻求突破才来演这部戏的么？桂纶镁从一出道，就贴着“文艺”的标签；胡歌也要证明自己作为一个演员，而不是明星的身份。他们在这部影片里的表现都是有突破的。
刁亦男与梅尔维尔
当然，如果说《南方车站的聚会》是一部“艺术片”，是完全没问题的。本来优秀的“黑色电影”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个故事与梅尔维尔的好几部电影，尤其是《眼线》《红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主人公非常认同男性之间的友情或情谊，但是这种情谊本身是极其脆弱的，忠诚就是用来背叛的，真正的忠诚必须毁灭——这的确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悲观，而《南方车站的聚会》与其多么相似；梅尔维尔电影通常的人物设定模式就是主人公-警察-女人的三角结构，通常警察和女人也都处在一种道德伦理的模糊地带，他们往往为了实现目的不择手段，从这一点来看，刁亦男可以称作梅尔维尔的学生。他对警官形象的处理也是梅尔维尔式的——成熟的观众完全可以对廖凡最后为什么不继续跟踪两个紧紧抱着钱袋子的女人心领神会。只不过，刁亦男影片里的女性性格更为多面，桂纶镁扮演的失足女青年是她从影以来最好的一次演出，这个人物是活的，是饱满的。
善用明星——说起来容易，但极难，这是梅尔维尔的法宝。《独行杀手》里的阿兰·德龙，如同脱胎换骨一般，再也不是“花美男”明星，梅尔维尔充分让角色和他合一，并挖掘出他的阳刚气质和男性魅力。他对让-保罗·贝尔蒙多的使用也是如此。而刁亦男对胡歌的使用同样是巧妙的，既让粉丝看了他们想看的(有肌肉的肉体)，又让这个角色成为他从影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演出，在某些镜头中几乎让人以为看到了仲代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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