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归是我们的二姐

我从记事起，家中姐弟五人，可二姐方红丽却不与我们同住。

那是早些年父母家境窘迫，加上连年生养，实在难以维持，便将二姐过继给了我二叔家。

这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小县城里并不少见，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人家庭。

那时父亲是纺织厂的车间工人，每月工资只有四十二块五，母亲在社区缝纫组做零活，收入不稳定。

一家人挤在厂区宿舍的两间平房里，砖墙水泥地，冬天冷得要命。

大姐方红梅比我大六岁，我下面还有弟弟方建国和妹妹方丽丽。

二叔在县医院当医务科科员，婶婶是小学教师，两口子膝下无子，日子过得宽裕许多。

记得那年我七岁，有次放学路上遇见二姐，她穿着蓝底白点的连衣裙，脚上是黑色小皮鞋，手里还拿着一根棒棒糖。

我那时光脚丫子，穿着母亲用大姐旧衣服改的背带裤，衣角已经磨得发白。

看见二姐那身打扮，我竟生出一种说不出的距离感。

＂小弟，你放学啦？＂二姐笑着问我，眼睛弯成了月牙。

我点点头，眼睛却盯着她手里的糖。

二姐顺着我的目光看去，二话不说就把糖递给了我：＂给你吧。＂

我接过糖，心里五味杂陈。

那天回家，我问母亲：＂妈，二姐为啥不跟我们住一起啊？＂

母亲正在洗衣服，手上的肥皂泡沫滴在水盆里。

她停下来，擦了擦额头的汗，长叹一声：＂你二姐命好，能过上好日子，咱不能拖累她。＂

母亲的眼里闪过一丝我当时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就这样，我们和二姐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

每逢过年过节，二姐会跟着二叔婶婶来我家拜访，带些水果糖果，有时还会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一个小红包。

父母总是客客气气地招待他们，就像对待普通亲戚一般，而不是自己的女儿。

记得有一年除夕，外面飘着鹅毛大雪，二姐跟着二叔二婶来我家拜年。

她穿着崭新的红色呢子大衣，而我和弟弟妹妹还穿着去年的旧棉袄。

母亲从箱底翻出珍藏已久的一包糖果分给我们，我分到两颗水果糖，刚要吃，看见二姐笑吟吟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包奶糖递给我。

＂建民，给你的新年礼物。＂她眼里满是期待。

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接过了糖，却把自己的两颗水果糖分给了弟弟妹妹。

二姐看在眼里，欲言又止，最后默默地坐到了一旁。

二姐上的是县城最好的实验小学，后来又考上了重点中学。

我们则在厂区学校就读，教室里冬冷夏热，下雨时还会漏水。

大姐初中毕业就去了纺织厂，跟着父亲学织布。

我比二姐小一岁，却比她晚两年上学，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等到能攒够钱时，我已经快八岁了。

那时候的学校不像现在，课桌是几个人共用的长条木桌，上面坑坑洼洼，布满了前人刻下的痕迹。

冬天教室里没有暖气，我们就揣着手炉，哈着白气听老师讲课。

有次放学路上碰见二姐，她正和同学有说有笑地从学校出来。

她们的校服是崭新的藏青色，胸前别着红领巾，每人手里还拿着彩色的练习本。

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看着她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泛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1976年那个特殊的秋天，我刚上初二，二姐已经是高中生了。

那天放学回家，看见院子里许多邻居围着我家门口，低声议论。

我挤进去，只见母亲坐在门槛上哭得肝肠寸断，大姐在一旁抱着她，也是泪流满面。

父亲的工友小李叔叔看见我，叹口气说：＂建民，你爸在车间出事了，送医院抢救呢。＂

那天父亲是上早班，车间里的纺织机突然出了故障，他去修理时不小心被卷了进去。

虽然及时送医，但伤势过重，医生说能不能熬过这一晚还不好说。

我们全家守在医院走廊上，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白炽灯发出的惨白光线照在每个人憔悴的脸上，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

母亲紧紧攥着大姐的手，眼睛直直地盯着手术室的门，仿佛这样就能给父亲多一分生的希望。

夜里十点多，二叔和婶婶急匆匆赶来了，二姐也跟在后面，眼睛红肿，显然已经哭过。

看到我们，二姐扑过来抱住母亲：＂妈！爸他他会没事的，会没事的＂

母亲摸着二姐的头，眼泪却流得更凶了。

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尽管二姐不与我们同住，但血浓于水的亲情从未断过。

凌晨三点，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露出疲惫但欣慰的微笑。

＂手术很成功，但左腿保不住了，截肢了。＂

听到这个消息，母亲瘫软在地上，既是痛苦又是庆幸。

幸运的是，父亲挺了过来，但左腿落下了残疾，只能拄着拐杖走路。

厂里给了一些补偿，又安排他去看大门，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二块。

这对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

父亲回家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听见他在房里低声啜泣。

母亲坐在床边，轻轻拍着他的背，说着安慰的话。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责任感。

那段日子，二叔二婶经常来家里帮忙，带些营养品给父亲补身体。

二姐也常来，有时候放学路上专门绕道来看看父亲。

我发现她的衣服不再那么鲜亮了，有时甚至会穿得很朴素，和我们差不多。

后来我才知道，她把自己的零花钱都省下来给我们家买东西了。

每次来，她都会带些父亲爱吃的点心或是几本闲书，陪他说话解闷。

有次我看见二姐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偷偷塞在母亲的枕头下面。

那一瞬间，我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1978年，高考恢复的第二年，二姐顺利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中文系。

我们全家都为她高兴，尽管家里拿不出钱给她庆祝。

临行前一晚，二姐来我家，坐在我身边帮我辅导功课。

＂建民，你功课很好，以后也要考大学。＂二姐认真地对我说。

我点点头：＂我会努力的，不过＂我欲言又止。

＂不过什么？＂

＂家里条件这样，我怕＂

二姐拍拍我的肩膀：＂等我毕业工作了，一定帮你。咱们家得有人出头，日子才能好起来。＂

二姐走的那天，全家人都去车站送她。

母亲给她准备了两个煮鸡蛋和几个馒头，小心翼翼地包在手帕里。

二姐接过来，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汽车启动的那一刻，二姐趴在窗口，挥手的手臂始终没有放下，直到汽车消失在拐角处。

回家的路上，母亲一言不发，眼里含着泪水。

我知道，她是为二姐高兴，也为自己没能亲自抚养她长大而愧疚。

就在二姐上大学的第二年，大姐和厂里一个技术员结了婚，搬出去住了。

家里人口少了，压力小了些，但母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多年的劳累加上营养不良，她患上了严重的贫血和风湿病，经常疼得睡不着觉。

冬天的夜晚特别难熬，母亲的膝盖疼得厉害，常常半夜起来走动。

我听见她在屋里轻轻叹气，有时还会听到抑制不住的呻吟声。

父亲因为自己的残疾，对母亲的病痛更是感到愧疚，常常默默地给她揉腿，一揉就是大半夜。

每逢寒暑假，二姐都会回来，不是回二叔家，而是直接住在我们家。

她帮着母亲做家务，陪父亲下象棋，还辅导我和弟妹的功课。

二叔二婶从不勉强她，似乎也理解她的选择。

有一年暑假，二姐带回来一台收音机，是她用奖学金买的。

那个晚上，全院子的人都聚在我家门口，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京剧和新闻。

父亲坐在门槛上，脸上难得地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母亲站在一旁，看着大家欢乐的样子，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1982年，二姐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省城一所中学教语文。

那年我也考上了大学，是本地的工学院，学机械。

本来家里拿不出学费，是二姐寄来了开学第一个学期的全部费用。

她在信中写道：＂小弟，这是我工作后的第一笔工资，给你交学费再合适不过。以后的路还长，咱们一起努力。＂

那个盛夏的午后，我拿着二姐的信，站在院子里的槐树下，久久不能平静。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信纸上，照亮了二姐工整的字迹。

那一刻，我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二姐的期望。

读大学期间，我勤工俭学，做家教、发传单，总算没再麻烦二姐。

毕业后，我留在了县城的一家机械厂，工资不高但稳定。

弟弟妹妹也相继完成学业，找到了工作。

日子渐渐好转，我们在县城郊区买了一套六十平米的小楼房，总算告别了厂区宿舍的日子。

新房子虽然简陋，但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冬天也不再挨冻。

父亲特别喜欢那个小阳台，每天早上都搬把椅子坐在上面，晒着太阳看报纸，脸上总是挂着满足的微笑。

母亲也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厨房，可以做些拿手的小菜，犒劳辛苦工作的一家人。

二姐在省城教书，成了学校的骨干教师，后来还评上了高级职称。

她的生活条件比我们好多了，但每个月都会寄钱回来给父母。

每逢假期，她必定回家住上几天，陪父母说话，给他们买新衣服，带他们去医院做检查。

记得有一年冬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二姐硬是冒着风雪赶回来，就因为听说父亲感冒了。

她带来了省城最好的感冒药，还有一件厚实的羽绒服给父亲御寒。

看着二姐满头雪花的样子，父亲眼里闪过一丝心疼和愧疚。

1990年，父亲的老毛病又犯了。

当年的伤留下了后遗症，腿经常肿痛，有时候痛得整夜睡不着。

我和大姐、弟妹轮流照顾，但我们都有工作，不能一直守着。

二姐知道后，立刻请了长假回来，足足照顾了父亲一个月才回去。

那一个月里，二姐寸步不离地守在父亲身边，白天给他煎药、按摩，晚上睡在父亲房间的地铺上，随时照应。

她那双教书握粉笔的手，因为长时间泡在药水里变得粗糙起皱。

有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二姐坐在父亲床边，轻轻地按摩着他的伤腿。

屋里只点着一盏小油灯，昏黄的灯光照在二姐疲惫却专注的脸上。

父亲睡着了，眉头终于舒展开来，呼吸变得平稳而安详。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二姐早已将这个家当作自己的家，将父母视为最亲的亲人。

那时候，二叔二婶对二姐寄予厚望，常常提起要给她介绍对象。

但二姐总是推脱，说自己还没做好准备，工作太忙之类的借口。

其实我们都知道，她是怕自己成家后，没有足够的精力照顾父母。

直到1992年，她才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姐夫，是省城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

两人条件相当，很快就确定了关系。

姐夫知道二姐的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她对父母的孝心，还主动提出婚后常回来看望二老。

这让二姐倍感安心，终于答应了婚事。

结婚那天，我们全家都去了省城。

看着二姐穿着洁白的婚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突然有些鼻酸。

这个从小被过继出去的姐姐，生活轨迹与我们如此不同，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婚礼很简朴，只请了双方的亲友和同事，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祝福。

二叔二婶作为养父母，主持了整个婚礼，脸上既有欣慰，又有一丝不舍。

席间，二叔端起酒杯，语气哽咽：＂红丽是个好孩子，我们虽然把她当亲生女儿养大，但从没忘记她还有自己的亲生父母。今天看到她这么幸福，我和你婶婶也就放心了。＂

母亲听了，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握着二叔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婚后不久，二姐和姐夫就有了自己的小家。

因为工作忙，他们回来的次数少了，但每逢过年过节，必定会回来住几天。

母亲每次见到二姐，眼睛里都闪着光，虽然嘴上总说：＂你们工作忙，别总惦记我们这些老家伙。＂

我知道，母亲是想让二姐多顾自己的小家，少操心老家的事。

但二姐却从不松懈，每次回来都会给家里打扫一遍，把该换的换掉，该修的修好。

她总是提前打电话问母亲需要什么，然后带着一大包东西回来。

有时候是父亲爱吃的特产，有时候是母亲用的保健品，甚至连我们的孩子都有礼物。

1996年，一场意外打破了平静。

母亲在做饭时突然晕倒，送医后确诊为脑梗。

虽然抢救及时，但左半身落下了偏瘫，生活不能自理。

这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医院的走廊上，我们兄弟姐妹围坐在一起，商量着如何照顾母亲。

大姐有自己的家庭，弟弟妹妹刚成家不久，我自己也有妻子儿女要照顾。

我们商量着轮流照顾母亲，但每个人都有难处。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二姐打来电话：＂我申请调回县城了，过完这学期就回来。＂

我们都愣住了：＂你在省城工作条件那么好，姐夫呢？＂

＂他理解我，会常来看我们的。再说县城也需要老师，我回来教书也是一样的。＂二姐的声音很坚定。

挂了电话，我们都沉默了。

大姐眼圈红了，弟弟低着头不说话，妹妹直接哭了出来。

我们都知道，二姐放弃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她在省城多年打拼建立起来的一切。

就这样，二姐放弃了省城优越的工作条件，调回了县城的普通中学。

她和姐夫在我家附近租了房子，每天下班后就去照顾母亲。

姐夫隔周会从省城过来住两天，然后再回去工作。

这样的生活对他们夫妻来说无疑是种考验，但他们从未抱怨过一句。

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需要长期护理和康复治疗。

二姐不仅要教书，还要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晚上还要陪父亲说话解闷。

我们都想帮忙，但二姐总是说：＂你们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我没有孩子，时间更自由些。＂

其实我们都知道，二姐和姐夫是想要孩子的，只是因为二姐忙于照顾父母，一直没能如愿。

每次提起这事，二姐总是笑笑说：＂缘分到了自然会有的。＂

但我看得出，她眼里藏着的不舍和遗憾。

有一次，我偶然听到二姐和姐夫在房间里低声交谈。

＂要不我们还是试试看吧，医生说年龄越大越难＂姐夫轻声说。

＂再等等吧，妈现在这个情况，我实在分不开身。＂二姐的声音透着疲惫。

姐夫叹了口气，轻轻搂住她的肩膀：＂我理解，不着急，我们还有时间。＂

听到这段对话，我心里既感动又愧疚。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1999年，我升任了厂里的车间主任，工资涨了不少。

我提出要接父母去我家住，给二姐减轻负担，但被父母和二姐一致拒绝了。

＂你家里空间小，又有孩子要照顾。＂二姐说，＂我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安排，你别操心了。＂

母亲也点头：＂红丽照顾得很好，我哪儿也不去。＂

看着母亲坚定的眼神，我忽然明白，或许在她心里，是想借此弥补当年没能亲自抚养二姐的遗憾。

而二姐的付出，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报这份亲情。

每天清晨，二姐都会早早起床，先准备好父母的早餐，然后去学校上课。

中午休息时间，她会骑车回来看看母亲，确保她吃了午饭，吃了药，然后再赶回学校。

晚上下班后，她会买好菜，回来做晚饭，帮母亲洗澡，陪父亲散步。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六年。

2002年，父亲因肺炎住院，这次是真的回不来了。

临终前，他拉着二姐的手，声音微弱却清晰：＂红丽，爸对不起你＂

二姐泪如雨下：＂爸，您没有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您和妈，小时候没能在您身边尽孝＂

父亲摇摇头，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葬礼很简朴，但乡亲们都来送他最后一程。

他一生正直善良，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二姐全程强忍悲痛，照顾着悲恸欲绝的母亲，安排好一切事宜。

直到夜深人静，我才听到她在房间里压抑的啜泣声。

丧事办完后，二叔找到二姐，说他和婶婶年纪大了，想让二姐回去照顾他们。

毕竟在法律上，二姐是他们的养女。

二姐沉默了许久，最后坚定地说：＂二叔，我会常去看您和婶婶，但我不能离开妈。她现在只有我了。＂

二叔叹了口气，没再多说什么。

从那以后，二姐每周都会抽时间去看二叔二婶，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照顾母亲上。

2005年，姐夫终于调到了县城工作，和二姐团聚了。

有了姐夫的帮助，二姐的负担轻了些，但她依然坚持每天亲自照料母亲。

母亲的病情渐渐稳定，虽然需要拄拐杖，但已经能自己上厕所了。

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去看望母亲，看见二姐正在喂母亲吃饭。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她们身上，勾勒出一幅温馨的画面。

母亲满足地笑着，二姐轻声细语地哄着她。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转身走开了。

二姐四十多岁了，眼角已经有了细纹，原本乌黑的头发也开始掺杂着几根银丝。

她曾经是那么爱美的一个姑娘，如今却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照顾母亲上。

姐夫对此从不抱怨，反而全力支持她，在工作之余帮着照顾母亲，减轻二姐的负担。

有一次，我问姐夫：＂你们有没有后悔过这些年的选择？＂

姐夫笑了笑：＂当然有过，但后悔的时间很短。看到红丽对母亲的孝心，看到老人家一天天好起来，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2010年，二姐和姐夫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是个男孩，取名方晨阳。

这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惊喜，也给这个家带来了无限欢乐。

母亲特别疼爱这个小外孙，整天抱在怀里，生怕摔了碰了。

小晨阳的到来，仿佛给这个家注入了新的活力。

母亲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连行动都利索了许多。

二姐和姐夫忙里忙外，既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母亲，但脸上总是挂着幸福的笑容。

十多年过去，母亲依然健在，今年已经八十四岁了。

二姐和姐夫现在住在县城新开发的小区里，把母亲也接去同住。

二姐已经退休了，但依然每天忙前忙后，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

小晨阳已经是个阳光帅气的少年，学习成绩优异，还特别孝顺，总是主动帮奶奶捶背揉腿。

前不久，我去二姐家做客，听母亲念叨：＂红丽对我真好，比我自己的女儿还亲。＂

二姐在一旁笑着说：＂我本来就是您的女儿啊。＂

看着她们相依为命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小时候那个穿着漂亮裙子、与我们生活天差地别的二姐。

谁能想到，最终是她一直守在父母身边，尽享天伦之乐。

回家的路上，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心中忽然涌起一个问题：人生的路有千万种走法，但最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否才是我们生命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羁绊？